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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敢教授:《金瓶梅》及其作者(3)

五、徐渭说。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。1939年阿瑟·戴维·韦利(英)在英译本《金瓶梅》的导言中首次提出,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、张冠李戴的笑话。不期60年后,潘承玉《金瓶梅新证》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、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。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、道教描写的分析,把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定位为“一位生平跨嘉、隆、万三朝,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”。接着“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、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、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”;“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”,“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”;“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”;“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(按指绍兴、山东、北京、苏州、山西、福建、广东等)的生活经验”;“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”。并通过《〈金瓶梅〉地理原型考》、《〈金瓶梅〉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》、《〈金瓶梅〉中的绍兴民俗》、《〈金瓶梅〉中的绍兴方言》等考证,“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”。然后逐一论证“徐渭符合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一切条件”。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“廿公”、“徐姓官员”、“清河县”、“兰陵”、“笑笑生”等破解为“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”,归结到“绍兴老儒说”。潘承玉还考索了《金瓶梅》的抄本,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,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,而“陶望龄手上的《金瓶梅》来自徐渭,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”。潘承玉还做有《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》,“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: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,《词话》也是徐渭所写”。他进而论证“绍兴士人与严嵩”、“沈练与严嵩父子”、“徐渭与沈练”,在《缘何泄愤为谁冤》一节中,认为“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《金瓶梅》,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,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”。严格地说,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。 

六、王稚登说。鲁歌、马征提议。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:(一)他最先有《金瓶梅》抄本;(二)他是古称“兰陵”的武进人;(三)他对屠隆不满,因选其《哀头巾诗》、《祭头巾文》入小说,以示讥刺;(四)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《吴骚集》相似;(五)王稚登《全德记》中某些内容、用语与《金瓶梅》相似;(六)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;(七)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;(八)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;(九)他符合“嘉靖间大名士”;(十)他是王世贞的门客,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;(十一)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“豪族”丑类之再现;(十二)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“侯门一入深似海,从此萧郎是路人”;(十三)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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