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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语别裁
孔子的换心术
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
以忠。
这个问题，以现代的观念来说，就牵涉到政治思想，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，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。鲁定公所问的，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，而孔子答复他的，是领导的道德，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。换言之，乃是在驳鲁定公。认为用方法——手段——是错误的，所谓领导应该是以“德”领导人。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？就在这“君使臣，臣事君”两句话中的“使”字。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，以一个“王者”——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——之尊问孔子，孔子当然也尊重他。鲁定公问，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，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？相对的，一个忠贞的干部，对于领导人，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？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，很婉转。而孔子则用两句话，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——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，但孝道也是相对的，“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”，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，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，两者是对立的。忠也是一样，就如孔子的话，上面对下面以礼，礼敬——也是爱的一种形态，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。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，道德的风行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。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，不是建立在手段上，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。
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，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，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。其实不然，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。老子说：“六亲不和有孝慈，国家昏乱有忠臣。”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，好像老子是反对孝、反对忠的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，有几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最乖的，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，拚命地标榜他，而忘记了基本上“家庭不和”这个问题。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，个个都是孝子，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？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，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。至于“国家昏乱有忠臣”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，才表现出他的忠贞，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，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，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，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。因此我们对历史、对国家，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，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。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，加上一个“才”字，成为“六亲不和才有孝子，国家昏乱才有忠臣。”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、孝了。假如在一个团体中，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，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？希望全体都是好人，无所谓谁好谁坏，这就最好。
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，意思是说，你不要谈领导术，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，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。礼是包括很多，如仁慈、爱护等等，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，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。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一交换，这忠心就换出来了。
现在要研究《论语》，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？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，此乃《春秋》笔法的“微言大义”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，乱到持德者寡，用术者多，所以孔子提倡仁，提倡孝，提倡道德，因为大家都用手段。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，常说“你少用手段”，尤其这六七十年来，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，谁都玩不过谁，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。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、诚恳的好，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，这个手段还值得玩，这也是最高明的。这六十年来的变乱，对于手段，谁都学会了，谁要玩几套手段，别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只有老实人最可爱，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，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，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。我们从现实生活中，也可体会得出来。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。一个风气之来，就像台风一样，不但下层、中层社会受影响，上层也是一样。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，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，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，开了这个药方。
追的哲学
讲完这方面以后，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。
子曰：关睢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
孔子又在讨论《诗》的文学了。刚才谈政治，现在又谈《诗》；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，也包括了社会风气，那么政治的风气、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？如果站在文化的——礼的立场来讲，它是由文化而来的；谈到文化，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《诗经》。我们知道《诗经》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，《诗经》的第一篇，就是男女相爱。讲到《诗经》的男女相爱，有一句话要注意的，孔子在《礼记》中提到人生的研究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（上面也曾提到）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，偏偏谈到最起码的、最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一般人引用的“食色性也”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，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，两人的话相近，但观念完全不同。男女饮食不是“性”也，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，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。一个人需要吃饭，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，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，不但人如此，生物界动物、植物都是如此，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联想到，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，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，影响了这个时代；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，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，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，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，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。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，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。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，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，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，来看历史文化（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，是男女性行为的性。）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，就是一种性冲动，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。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，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，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。甚至许多戏剧、电影故事，总要插上一些性——医学上的性；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——爱，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、结上领带，好看一点，也礼貌一点而已。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，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？孔子也早已提出了，所以《诗经》第一篇选了《关睢》，根据“饮食男女”的基本要求，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，所谓君臣，父子、兄弟、朋友，所
有社会一切的发展，都由性的问题开始。
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，他有一个新发现——“性非罪”论要提出讨论，他所指的这个“性”是狭义的，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。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，他把文章留下来，后来函电催问，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，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大概谈了一下，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。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。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？这个本能又是什么？不过我告诉他，世界上的宗教家，都认为性是罪恶的。中国文化中，过去的思想——万恶淫为首；西方的基督教思想，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萍果，一点事都没有，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萍果，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。曾经听过一个笑话，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萍果而来的：第一个萍果是亚当夏娃吃了，闯了祸，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。第二个萍果，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，中国人吃了很多萍果都不晓得。另外半个萍果，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。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萍果的笑话，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。
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，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看孔子，他可以说是哲学家、宗教家，又是教育家。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“家”、什么“家”都可以给他加上。反正孔子，集中国文化之大成。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——大成至圣先师，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，给他加上了一个“家”字，反而不是大成，而是小成了，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。
孔子认为“关关睢鸠”男女之间的爱，老实讲也有“性非罪”的意思在其中。性的本身不是罪恶，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，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，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。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，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。大家试着研究一下，这个道理对不对？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，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只要生命存在，就一定有这个大欲。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，就是罪恶。孔子就是这个观念，告诉我们说，关睢乐而不淫。大家要注意这个“淫”字，现代都看成狭义的，仅指性行为才叫淫，在古文中的“淫”字，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：淫者，过也，就是过度了。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，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，把人家累死了，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：“淫也”；又如雨下得太多了，就是“淫雨”。所以关睢乐而不淫，就是不过分。中国人素来对于性、情及爱的处理，有一个原则的，就是所谓“发乎情，止乎礼。”现在观念来说，就是心理的、生理的感情冲动，要在行为上止于礼。只要合理，就不会成为罪恶，所以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。
但《关睢》这篇诗中，也有哀怨，我们看这一篇诗，很好玩的。虽然只有几个字，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，就够露骨的了。它最后说：“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。”这个求，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！追呀！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！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复去打滚哩！但古文用“辗转反侧”四个字都形容尽了。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，尽管哀怨，并不到伤感、悲观的程度。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，合乎中道。
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，但在许多地方，听到播放日本音乐，只要他一开口，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。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，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。不管它怎么变，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，哀怨中有悲怆，悲怆中有哀怨。
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，能不能做到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呢？恐怕还没有做到。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，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，必须深切地反省。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，随即谈到诗的问题，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“诗”的感情，从政更要把握“诗”的情操。
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
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：
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
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
宰我是孔子的学生，他白天睡觉，挨了孔子的骂。这个问题，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。
鲁哀公问社。什么叫社呢？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，有形的社稷坛，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，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。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，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，几十年来，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，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。相对的，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，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到别的国家，就要随他们的礼俗，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。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，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。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，当他到每一个地方，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，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。这点他实在很聪明。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，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，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，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。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。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，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。英国总督出门，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（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，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，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），总督立即停车，下来站在路边合十，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。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，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。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。
现在回到本文，哀公问宰予，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？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，殷朝栽的是柏树，周朝栽的是栗树（有如现在的国花，是国家的标志。）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，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，战战兢兢。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，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。就周朝而言，孔子觉得文王、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，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，但对前辈的圣人，不好意思多加批评，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，再说也没有用。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，既成事实，劝也劝不转来了，过去了何必追究呢？
孔子这番话，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，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，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因为社稷坛种的树，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、国家精神的标志。如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，虽然很烂漫，但总是开得不长久；其他各民族、国家也都有标志。宗教方面也不例外。基督教的十字架，佛教的莲花。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，有虎、有狮；印度人用的是飞禽；美国人用老鹰，也不太好；中国文化则用龙，龙是水、陆、空三栖的东西。对于文化的标志，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，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。过去有一位朋友，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。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，说起此事，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，否则我第一个反对。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，又名杜宇；也是鸟名，又名子规，又叫望帝。唐人的诗所谓：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有一个神话故事，上古时蜀国亡，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，精魂不散，变成杜鹃鸟，昼夜啼哭，泪枯血出，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。这一些事，和《易经》的谶讳之学也有关系的。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，有时候关系很大，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，不能不注意，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。不过他也只好说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”了。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，必须注意这些事情，这也是学问。
责备贤者
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或曰：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
焉得俭！然则管仲知礼乎？曰：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
之好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
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，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，他曾经赞叹过，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，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。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，这话也是对的。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，但未能走入王道，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。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。但是有人就问，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？他的政治思想、经济思想，都够得上俭的。这里的“俭”字，正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所说“俭以养德”的那个俭字一样，包括了许多东西。我们提到俭字，再看看老子思想，老子说他有三宝：“曰慈，曰俭，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老子再三提到俭，孔子也再三提到俭，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，上面谈到诸葛亮时，已经介绍过了。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“沉默寡言”，就是一个人“俭”德的描写。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，讲出来一两句话，扼要简单，解决了一切问题。既不沉着，话又多的人，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。
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，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，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“俭”德的修养。可是孔子的答复，从个人来说，以管仲有三归之堂，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。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，就是说他的宰相府，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，可见他还不够俭朴。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、节省，是皇帝中有名的，一件袍子，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。后来景帝、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，就是他打下的基础，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。所以管仲的生活，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。另外在公事上，孔子又说他“官事不摄”。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，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。只知因人设官，重重叠詹设置了太多的部门，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，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，那他怎么算得“俭”呢？
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，要真正处理好公事，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，法令也不可繁琐，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，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。
在管仲的俭德上，孔子有所批驳之后，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。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，懂礼是很重要的，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。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，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——塞门。（讲到这里，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，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，上面都写有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这四句话，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。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，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，改为“尔俸尔禄民，脂民膏下民；易虐上天难，欺欺欺欺欺”的笑话。）在中国的古礼，只有领导人、诸侯才可以有塞门，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，这就是不懂礼。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，有反坫之坛，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。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。就凭这两点，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，还有哪一个不懂礼？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，人人都懂礼了，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。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“礼”并称的“乐”了。
敲响了的活礼乐
子语鲁大师乐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。从之，纯如也，皦如
也，绎如也。以成。
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。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，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，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。讲到这里，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，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。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，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。据朋友们说，目前在韩国，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——《秦王破阵舞》，以及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古琴曲调，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，同时把诗、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。除了韩国，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。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，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。相反地，故作自我解嘲的说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，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，满不在乎的丢，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。
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。他非常谦虚地说，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——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。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。音响开始的时候，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，轻轻地舒展，慢慢地发声。跟着下来，由小而大，但是很纯正。后来到了高潮，激昂慷慨，或非常庄严肃穆，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，但还是余音缭绕，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。这便是成功的音乐。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，请教的态度，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。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，的确是问题很大，中不中、西不西；轻薄有余，温柔敦厚不足，实在可叹。不过一切文化，今日都处在古、今、中、外的巨流涌变之间，始终未定。旧的已经打倒，新的如何建立，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。
仪封人请见。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
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
仪是一个地名。古时的这个“封”字，是指的封疆。所谓“封人”，是管诸侯国界的人。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，是管土地、管地政的人。他来请见孔子之时，从字里行间看来，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。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，他说，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到了我们这个地方，每个人我都见过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说，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。他说了这番话以后，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，就安排了一个机会，让他去见孔子。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。他出来以后，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：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，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。天下乱了这么久，文化已将凋零，上天降生了孔子，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。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，你们不要担忧了。古代木做的铎，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，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磐一样。
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，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《八佾》篇中。画龙点睛，别有用意。
跟着是：
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
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。韶是舜乐，代表那个时代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，他说很好，很美，也很善。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，真、善、美的价值都具备了。但武王时代的音乐，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，好是好，美是真美，可不能说它是至善。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，都有点遗憾的味道。
衰世的通病
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，所以我说《论语》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，是完整的。《八佾》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。那么，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，就特别有韵味了，例如：
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
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，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，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，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，这是很严重的偏差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，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。什么是刻？所谓“察察之明”，为人太过精明，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。因此，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，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。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：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，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，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，收复两京，迎唐明皇还都。郭子仪也因功封王。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。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，郭子仪的儿子说，公主有什么希罕，你父亲的天下，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，还有你公主当吗？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。公主气了，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。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，也吓坏了，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，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。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，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，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，要她先在宫里休息。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，不但不生气追究，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？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。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！他对郭子仪说，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，你去管他干嘛呢？“不痴不聋，不做阿姑阿翁。”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。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“察察之明”，下面部下就难为了。
前几天，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，他来看我，我告诉他一句话：历来做法曹的最怕“深文刻法”。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。什么叫“深文刻法”？就是根据条文，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，在鸡蛋里去挑骨头，真是要了命。虽然法律的条文，完全合于逻辑。但有时是不合道理、不合情理的，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法律规定，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，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，小偷可以告你伤害，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，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。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，搞法律的人，就怕深文刻法，都讲逻辑，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。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，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：“公门里面好修行”。否则的话，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、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。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，别人就省了气力，同时也消弭了怨气，这就是道德。所以“居上要宽”，要求别人过严，别人没这个本事；天下无全才，不必求之太严。如果要求过严，希望别人都是圣人、全才。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，而防他又如防土匪，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。这是不可以的，切记居上要宽。
为礼要敬，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，上面对下面的爱护，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。而且都要敬，就是都要做到诚恳、真挚，不真诚没有用。天天行个礼很方便，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，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。同样的，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，也要有诚敬之心，假的关怀没有用。
临丧不哀，以前讲过，我们到殡仪馆吊丧，没有一点哀戚之意，毫不相关，何必去呢。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，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，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，也是属于“临丧不哀”的一种情况。
孔子提出来这三点，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，孔子讲这些话，都是开药方。当时有这种坏风气，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。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，就没有什么可看了，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。实际上我们看历史，每到衰乱的时候，都有这种情形，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！《八佾》这一片，把前后对照起来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，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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