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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语别裁

临大节而不可夺

曾子曰: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

子人与?君子人也。

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,“可以托六尺之孤”,托妻寄子的,非常非常难,简直没有。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,而托孤的人很少。政治上有名的托孤,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。刘备的儿子刘禅,谁都知道的阿斗。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,就骂“阿斗”。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:“君才十倍曹丕,嗣子可辅则辅之,不可辅则取而代之。”这就是刘备。诸葛亮是很亮,五十支光,刘备大概一百支光,比他更亮。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,立即跪下来:“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”就是说,你放心吧!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,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,我一定帮忙到底。于是“鞠躬尽卒,死而后已”这八个字,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,就定案了,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。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。个人的托孤,尤其现在这个社会,假使朋友死了,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,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,别人会说“疯子人与!疯子人也。”绝不会说“君子人与?君子人也。”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。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,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,就“可以寄百里之命”。“百里”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。过去,唐以后所谓百里侯称县长;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,在政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。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,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,有如父母般的关怀、照顾。“可以寄百里之命”,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,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,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。这两点都很困难。

“临大节而不可夺也”,小事糊涂没关系,面临大节当头时,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。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,临大节而不可夺,最有名的如文天祥、陆秀夫,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。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,上半生风流放诞,花花公子,他做太守的时候,歌姬如林,一天到晚喝酒听歌。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,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候都没有。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。所谓“慷慨捐身易,从容就义难。”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?元朝的忽必烈,对他十分尊崇、十分重视,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,只要他一点头,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,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,推崇他,要请他出来,他就是不答应。这样坐了几年牢,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,他对忽必烈说,你这样对我,推崇我,我非常感谢你,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,既然是知己,那你就要成全我。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,始终如此,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,于是答应他说,好吧!那就明天吧!文天祥听了这句话,马上就跪下来说,谢了!谢了!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,他的一个学生,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,备办了三牲祭品,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。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,看了那篇祭文,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,要他们放心,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。他的上半生,吃、喝、玩、乐,什么都来,可是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。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,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。看人要看大节。曾子说,这样的人是君子吧?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。

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,并不是读死书,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,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。儒家教育的目的,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,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。

怎样才算知识分子

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,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。

曾子曰: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!死

而后已,不亦远乎!

我国上古文化,两三千年前的士,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,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,也是社会制度:每十个青年中,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,就是士。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。被选为士的人,要受政治教育,学习法令规章。士出来做官,执行任务做公务员,就叫出仕。所以古代的士,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。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,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,须向官方学习。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,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。曾子这里所讲的士,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,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。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。“不可以不弘毅”,“弘”就是弘大,胸襟大,气度大,眼光大。“毅”就是刚毅,有决断,要看得准、拿得稳,对事情处理有见解。有些人有见解,但请他当主管,却搞得一塌糊涂,因为他下不了决断;有人很容易下决心,但眼光不远,见解有限。所以把眼光、见解、果断、决心加起来的“弘毅”,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,立场公正。他说一个知识分子,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。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?因为一个知识分子,为国家、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。“任重而道远”,这个道是领导,也是指道路。责任担得重,前面人生的道路、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、漫长的。社会国家许多事,要去挑起来,走这历史无穷的路。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,在养成人的弘毅,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。我们现在的教育,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,于是“生活就是教育”,由此一变而成“现实就是教育”了。换言之,“知识就是钞票”,学一样东西,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。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,和现在是两回事,两者处于矛盾状况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。在我看来,是要变的,要回转过来的。不过在变、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,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。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,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,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。

下面的话是引伸,一个知识分子,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?为什么要为历史、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?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,“仁”就是他的责任。什么是仁?爱人、爱社会、爱国家、爱世界、爱天下。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,亲亲、仁民、爱物,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、爱世界、乃至爱物、爱一切东西。西方文化的爱,往往流于狭义;仁则是广义的爱。所以知识分子,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,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。那么,这个责任,在人生的路途上,历史的道路上,要挑到什么时候?有没有得退休呢?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,一直到死为止。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。当然,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,走这样远的路,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、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、果敢的决断、深远的眼光,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“弘”、“毅”两个条件。

上面几节连起来,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,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、方法与目的。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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