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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连载:武则天 历史小说的身世，颇为曲折，要从古代谈起。 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，本身就是一种史述，是一种史籍。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、巷议街谈。而《汉武故事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续齐谐记》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。 到了唐宋间，说书人讲说故事，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等书记载，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，当时称为“家数”。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，但大体有四大家数：讲史、小说、说经、说诨话。说诨话，是讲笑话、逗趣，可能近于相声、滑稽、插科打诨之类。说经，是讲佛经。讲史与小说，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。仍以描述历史事迹、勾勒历史大势、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，称为讲史。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，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，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，悲欢离合者，则称为小说。 所以《梦粱录》说：“小说名‘银字儿’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。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：它可能写古代事，也可能讲当代。若写古代，则虽借用历史场景，但它本身自成传奇，目的并不在述史。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、复现历史现场、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，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。《梦粱录》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“顷刻捏合”，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。 经过这样分化之后，讲史与小说分途，各领风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。此类稗官野史，本出于巷议街谈；其流传，也深布于民间，中国人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可是，讲史也者，便一朝一代，一路讲说弹唱下来。因此，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，正史二十五史或《资治通鉴》一类史籍的影响，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。 可是，讲史的势力，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。稗官野史，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。文人学士，也非田夫野老，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。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，鄙薄讲史，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，竟蔚为风气，像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就说：著作之体，要就实，要就虚。不能像《三国演义》那样，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“史实”，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，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。于是，讲史的地位，不仅及不上正史，也不如小说了。 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。可是，它的噩梦并未停止。晚清以来，西力东渐，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，论者持此以衡，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。 现代小说观，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。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，其人物、情节自必为虚构的。因此，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，一切人、事、地、物均受限于史实，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。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，还能是好作品吗？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，添加了太多想像，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，扭转了史迹之因果关系，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。非特不会被称赞，反而会被指责，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。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，讲史的命运，可谓蹇困极了。 这也就是民国以来，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。 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。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，就是与传统的决裂。形式上，讲史、历史演义，都被视为旧文体，不再被小说家采用。内容上，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，不再关怀历史。因此，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，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。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，毕竟，其关怀业已不同了。 现代文学两大阵营，一是现代主义，一是现实主义。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，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，它们的关怀所在，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。即或采用历史题材，如鲁迅之写《故事新编》，或后来的姚雪垠写《李自成》之类，目的也不在讲史，而在自抒怀抱，改造时代。 可是，人类对历史的情怀，仍是不可磨灭的。现代社会中，讲史仍以巷议街谈、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。刘绍唐先生主持《传统文学》月刊，自号“野史馆馆长”。其所谓传纪文学，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。 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，在笔记、考证、述传等方面，固然足以绍续古人；然而衍古事以敷说，足以为古代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一类作品之嗣响者，实不多见。 高阳、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 我们现在若把“小说”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，把古代“小说”与“讲史”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，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，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。而前面说过，五四运动以后，现代小说蔚为大宗，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。高阳、南宫搏几位，自张一军，力撑半壁江山，读者群之广，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，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，难能而可贵。 南宫搏，本名马彬，浙江余姚人。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，比高阳还早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在香港，即出版过《圆圆曲》、《风波亭》、《桃花扇》等书，其后陆续写出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等数十部。他与高阳一样，都长期在报业供职，也能写现代小说，但生面别开，为文坛所重者，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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